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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弘一法师书法研究中的几个相关问题  发帖心情 Post By:2007-3-23 18:24:02

 文/姜法璞 

弘一大師書法精嚴淨妙 ﹐世所景仰。

人們歡喜贊嘆乃至品評研究者向來不少。然而現距大師圓寂已愈五十余載 ﹐當年創作過程中的親歷者多已作古 ﹐墨寶原件及有關一手資料普通學人亦不易得見﹔更兼大師學識淵博 ﹐精通諸藝 ﹐書法創作中常涉眾多領域知識 ﹐非專業人員又每覺生疏難解。這兩方面原因往往對准確理解和深入研究大師書法形成疑點或障礙。仆素誠敬欽仰大師書跡 ﹐亦每展讀贊嘆並嘗試欣賞品評 ﹐然偏居西北一隅 ﹐孤陋寡聞 ﹐遇有疑難之點更所不免。茲將學習賞析大師書法過程中所遇幾個問題及後學之分析思考略述于次 ﹐以就教于諸位前輩﹑賢達方家。

一、印光法師對弘師寫經書法印可的時間問題 印光法師對于弘師寫經書體和整個書法風格的變化發展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者大都注意到印光法師致弘師兩封信函中的有關內容 ﹐其一有雲﹕“又寫經不同寫字屏 ﹐取其神趣 ﹐不必工整。若寫經 ﹐宜如進士寫策 ﹐一筆不容苟簡。其體必須依正式體。若座下書札體格 ﹐斷不可用。古今人多有以行草體寫經者 ﹐光絕不贊成。……方欲以此斷煩惑 ﹐了生死 ﹐度眾生 ﹐成佛道 ﹐豈可以游戲為之乎﹖當今之世 ﹐談玄說妙者 ﹐不乏其人﹔若在此處檢點 ﹐則便寥寥矣。”另一有雲﹕“接手書 ﹐見其字體工整 ﹐可依此寫經。夫書經乃欲以凡夫心識 ﹐轉為如來智慧。比新進士下殿試場 ﹐尚須嚴恭寅畏 ﹐無稍怠忽。能如是者 ﹐必能即業識心成如來藏。于選佛場中可行狀元。今人書經 ﹐任意潦草 ﹐非為書經 ﹐特藉以此習字 ﹐兼欲留其筆跡于後世耳。如此書經 ﹐非全無益 ﹐亦不過為未來得度之因。而其褻慢之罪 ﹐亦非淺鮮”。

這兩通書札告訴人們的重要信息是﹕

(1)印光法師認為 ﹐寫經書體必須工整 ﹐一筆不容苟簡﹔對行筆潦草書經者 ﹐絕不贊成﹔

(2)弘師先前寫經字體為“書札體格” ﹐不是工整的“正式體” ﹐故印光法師認為“斷不可用”﹔

(3)弘師改變書體後再呈寄時 ﹐印光法師印可﹕“可依此寫經”。由此 ﹐弘師書法發展變化因緣已經了然 ﹐但《印光法師文鈔》收錄書信時款識年月等俱被刪去 ﹐故前信不允﹑後信首肯之確切時間成了問題 ﹐以至後來有了歧見。林子青先生一九六二年《漫談弘一法師的書法》認為這一過程發生在弘師“出家初期(一九一九)四十歲前後 ﹐習用張猛龍碑筆法……當時(重點系筆者所加)他為普陀山印光法師寫經 ﹐印光法師回信對他說……(即前一封書 ﹐略)他對于印光老法師是非常敬重的 ﹐從此就下定決心 ﹐力求工整(重點系筆者所加)”。一九九一年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弘一大師李叔同書信集》 ﹐收錄編者秦啟明先生一文﹕《名士·藝術家·高僧──李叔同面面觀》。其第八部分評述弘師書法時說道﹕“由于長期書寫北魏龍門派書體﹑經常書寫字幅 ﹐因此 ﹐李叔同初書佛經 ﹐難盡人意。比如一九二三年(重點系筆者所加)為普陀山印光法師寫經 ﹐多次反復不合要求 ﹐及印光復信說明﹕‘寫經不同寫字屏……若座下書札體格 ﹐斷不可用’” ﹐不知泰啟明先生是否親見印光法師書信原件及寫信年月款識 ﹐但從上述引文看 ﹐已將這一過程認定發生在一九二三(癸亥 ﹐師年四四)年。與林老先生的“四十歲前後”(一九一九年)說比較 ﹐兩者相去四年。觀察分析弘師書法自戊午(一九一八 ﹐師年三九 ﹐七月十三披剃出家) ﹐至庚申(一九二零 ﹐師年四一)期間書體書風變化 ﹐並結合有關信札內容 ﹐仆以林老先生“四十歲前後”說為是。其理由略為﹕ (1)印光法師對弘師寫經書體以為不可者﹑蓋因其“書札體格”﹔而印光法師所印可者﹑則因“字體工整 ﹐可依此寫經”。由此可知工整的“正式體”與行草“書札體格”是印光法師印可與否的關鍵。

《弘一大師全集》書法卷第一百四十頁和第一百三九頁分別影印弘師一九一八(戊午﹑師年三九)年的兩幅寫經 ﹐其一為楞嚴念佛圓通章 ﹐末有跋語雲﹕“戊午大勢至菩薩誕 ﹐剃度于定慧禪寺。翌日 ﹐丐尊居士來山 ﹐為書楞嚴念佛圓通章。願它年同生安養 ﹐聞妙法音 ﹐回施有情 ﹐共圓種智。大慈山當來沙彌演音並記 ﹐七月十四日”。另一為地藏本願經一節 ﹐末亦有跋雲“戊午九月入靈隱山乞戒 ﹐受紙筆墨。時丐尊喪父 ﹐為書地藏本願經一節。釋演音”。此二幅寫經 ﹐悉以行書 ﹐想與印光法師所指“書札體格”庶無大異。一九一九(己未 ﹐師年四十)年 ﹐弘師書跡目前仆尚未見寫經印行收入結集的墨跡有橫幅篆書“知之”(有行楷款識)和行書藕益老人“四無量心銘”﹑“止觀十二事箴”各一幅﹔書法風格北碑特征尚未明顯改觀。一九二零《庚申 ﹐師年四一)年 ﹐弘師寫經至少有三次﹕“庚申七月 ﹐同學弘傘義兄喪母 ﹐為寫佛說梵網經菩薩心地品菩薩戒一卷……”“庚申七月十三日……敬寫此經《佛說大乘戒經──筆者注)……”“庚庫七月二十九日……演音敬寫十善業道經……”。這三部寫經 ﹐愚于幾種結集中未見﹔但第三種《佛說十善業道經》一九九二年上海佛學書局印刷譯白本 ﹐將弘師手書原經文影印于前 ﹐為我們提供了庚申寫經的書法墨跡。此經書體點畫以圓筆為主 ﹐運筆沉不苟 ﹐結字扁方為體 ﹐甚契印光法師“工整”之“正式體”要求 ﹐形貌﹑氣息與兩年前(戊午)行書寫經相較已大異其趣 ﹐判然有別矣。愚以為此經墨跡當系弘師寫經書體為印光法師印可後的寫本 ﹐故可視為弘師寫經書體被印光法師印可過程發生于一九一九(己未 ﹐師年四十)年前後的一個證明。 

(2)《弘一大師全集》書信卷收錄了未收人《印光法師文鈔》而保留了款識年月的一封信 ﹐乃印光法師一九二零年(庚申)“七月二十六日”致弘師之信 ﹐其首段雲﹕“昨接手書並新舊頌本 ﹐無訛 ﹐勿念。書中所說用心過度之境況 ﹐光早已料及于此 ﹐故有止寫一本之說(重點系筆者所加)。以汝太過細 ﹐每有不須認真 ﹐猶不肯不認真處 ﹐故致受傷也”。我們尚無法得知弘師寫本之內容 ﹐但從印光法師信中“以汝太過細”“故有止寫一本之說”等語分析 ﹐其中字體當為“工整”之“正式體” ﹐不大可能是行書“書札體格”。而此信乃一九二零年(庚申)“七月二十六日”所寫 ﹐對于其時弘師寫經書體已為印光法師首肯之事 ﹐可作又一佐證。至于秦啟明先生將一九一九年前後事認定為一九二三年的原因 ﹐愚以為是對林文“四十前後”“當時”等關鍵處未予格外注意 ﹐而對林文引用弘師致堵申甫信(一九二三年)“拙書爾來意在晉唐 ﹐復六朝習氣 ﹐一浮甚贊許”之後的敘述“印光法師也換了口氣說﹕‘接手書 ﹐見其字體工整 ﹐可依此寫經’”也未細審詳思 ﹐簡單地推斷為印光法師信函在弘師致堵申甫信函之後。秦文認定的這一過程是﹕一九二三年弘師為印光法師寫經 ﹐不合要求﹔及印光法師復信說明“……書札體格 ﹐斷不可用” ﹐李叔同遂發大願重行練習工楷書法﹔直到本人滿意 ﹐再寄馬一浮閱後認可“無復六朝習氣”﹔又寄印光師認可“可依此寫經”。秦先生于是認為﹕弘師“方于正式寫經” ﹐並舉例說明“後于溫州慶福寺所書之《集錄三種) ﹐就是李叔同重練楷書的成果”。愚雖未見秦文所述《集錄三種》 ﹐故不敢妄言其書寫時間﹔但庚申(一九二零)弘師已用“工整”書體“敬寫十善業道經 ﹐書跡已見影印 ﹐當無疑義。至于癸亥(一九二三 ﹐師年四四)九月弘師有關“拙書爾來意在晉唐 ﹐無復六朝習氣 ﹐一浮甚贊許”的自述 ﹐並不能說是得到印光法師印可的“工整”的證據﹔而是在己未(一九一九 ﹐師年四十)重練楷書 ﹐庚申(一九二零 ﹐師年四一)“工整”寫經並為印光法師印可 ﹐又以三四年時間繼續潛心晉唐 ﹐在進一步得唐法晉韻之後 ﹐對所作書法義蘊的一種自評。有了此時的“意在晉唐 ﹐無復六朝習氣” ﹐乃有一九二四(甲子 ﹐師年四五)年的巨著《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和《長養功德經》 ﹐乃有更為“精工”的《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一九二六 ﹐丙寅 ﹐師年四七寫本)及《普賢行願品》(同年寫本)等重要書作。 二﹑“全集”書法卷影印《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的書寫時間  《十回向品初回向章》是弘師最重要的寫經書作之一 ﹐據說太虛大師曾贊之為“近代僧人寫經之冠” ﹐弘師自己也說﹕“應是此生最精工之作。其後無能為矣”。此經寫本當年曾石印流通 ﹐惜乎時間久遠 ﹐現已難得一見。大師“全集”出版後 ﹐人們在書法卷中有幸敬觀此經寫本墨跡。隨喜贊嘆之余 ﹐翻閱大師相關信札若干通 ﹐逐步感到存在一個書寫時間的問題。  一是此經當有兩次書寫。其一即一九二六(丙寅 ﹐師年四七)年為蔡丐因居士所寫 ﹐具體時間當在當年舊歷八月十日以後﹑十月初一之前。因其八月十日致蔡信中雲﹕“印經荐亡 ﹐甚善。擬寫《華嚴十回向品初回向章》”(自“佛子雲何為”下 ﹐迄于“一切諸佛皆稱嘆”)至十且初一信中則稱﹕“經已寫就。乞即復一片 ﹐即可寄上“。(均“全集”書信卷)編者注曰﹕“經 ﹐指《華嚴經十回向品初回向章》”。

另一次書寫當在一九二四(甲子 ﹐師年四五)年 ﹐具體時間當在舊歷八月以前。因其八月二十五日致蔡信中提及﹕“又拙書《地藏菩薩本願經見聞利益品》 ﹐書法較《回向品》為遜 ﹐今亦以付石印以結善緣”。可知師是時曾寫此經 ﹐且似已交付印。  二是“全集”書法卷所載當為一九二四年間所寫。主要依據亦有二 ﹐其一是大師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六日信中曾指出該寫經中有一字之誤﹕《回向》初章中聽字寫從壬 ﹐大誤。後匆匆不及改寫”。按 ﹐聽字之小篆寫法從壬 ﹐此于秦會稽刻石及清人法帖皆然﹔而大篆寫法 ﹐有從土得 ﹐未見從壬﹔隸書﹑楷書﹑行書﹑魏碑多從王﹑從 ﹐亦未見從王。或許正為此 ﹐大師認為他以楷書寫經中聽字從壬為“大誤”。而這個為大師“後匆匆不及改寫”(已付印)的“聽”字 ﹐正在“全集”書法卷第三三三頁上 ﹐以原書寫頁碼看 ﹐似為第十四頁﹑第六行﹑第三字。依據之二是 ﹐大師書札中透露一九二六年為蔡居士所寫的格式是﹕“每行二十字 ﹐計共二百行 ﹐每紙十六行。共成十三紙”。而“全集”書法卷所影印之寫本﹑則為行十六字 ﹐頁六行 ﹐四十六頁。以上兩點或許可說明此寫經系一九二四年的間寫件。  至于大師書寫最為精工之作 ﹐近代僧人寫經之冠 ﹐寫于一九二六年八﹑九月間的《十回向品初回向章》 ﹐目前似尚未得見 ﹐我們期待今後復能影印流通 ﹐以饗讀者。   

三﹑《普賢行願品偈》當為丙寅(1926)年所書  “全集”書法卷收錄大師手寫經文八種 ﹐編排于最後的是《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偈》。此冊寫經 ﹐工整遒麗 ﹐精嚴淨妙 ﹐甚得晉韻唐法 ﹐實為大師寫經精品。但這部佛經書寫于何時 ﹐也是需要考察一番的。“全集”書法卷卷首“本冊說明”第五條特意提到了選印八種佛經的編排方式﹕“本冊僅選《大乘戒經》﹑《佛說八種長養功德經》··﹕…·《金剛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八種。按照書寫時間先後次序﹑集中編排于後”。從中可知編者的用意是以書寫先後次序來編排寫經文本的。那麼 ﹐以此推論《普賢行願品偈》當書于《金剛經》(丙子 ﹐一九三六 ﹐師年五七所書)之後。大師書寫《普賢行願品偈》署款為﹕“歲在析木五月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按“析木”為十二次之一 ﹐與十二辰對應則為寅。大師出家後經歷兩個寅歲 ﹐一為丙寅(一九二六 ﹐師年四七) ﹐一為戊寅(一九三八 ﹐師年五九)。此經書寫于哪個寅歲呢﹖若依前述“本冊說明”編排方式推論 ﹐當寫于丙子(一九三六)之後的寅歲 ﹐即戊寅(一九三八)。愚以為實際上並非如是。  

1﹑首先從字體上看 ﹐此冊寫經結字工整方正﹑用筆方圓兼備 ﹐起筆收筆有鋒 ﹐通幅圓潤妍美 ﹐具有大師五十歲以前書法作品的特點 ﹐而與丙子(一九三六)以後的書法特征有明顯區別。大師書法在五七歲(丙子)前後 ﹐結字修長疏朗 ﹐點畫筆鋒藏護 ﹐臻于人書俱老。試觀丙子書寫《金剛經》﹑《藥師經》 ﹐丁丑(一九三七 ﹐師年五八)書寫《心經》﹔戊寅(一九三八 ﹐師年五九)書寫《印光法師撰歷朝觀音寶相印行流通序》等 ﹐皆然。(大師書體變化發展情況 ﹐可參閱拙文《精湛無倫的神品方便度眾的法施──也談弘一大師的書法藝術》)觀察比較大師四五一四七歲期間與五七歲以後兩階段的書作 ﹐當不難看出《普賢行願品偈》更接近丙寅(一九二六 ﹐師年四七)前後的書法特征。

2﹑從書寫地點來看 ﹐此寫本署款有“永寧晚晴院論月敬書”字樣。大師嘗考地名 ﹐指出“章安﹑永寧﹑永嘉﹑皆是溫州”。又據沈繼生先生輯錄《弘一法師駐錫寺院簡介》介紹 ﹐大師一九二一──一九三二年期間卓錫溫州慶福寺 ﹐除短期外游以外 ﹐恆掩關閱藏 ﹐潛心寫作。自署其居處為“永寧晚晴院”。而從《弘二大師年表》(林子青)可知 ﹐大師丙寅(一九二六)年三──六月在杭州﹑永寧一帶 ﹐恰合“析木五月永寧晚晴院”的時間地點﹔而戊寅(一九三八)年間大師活動在閩之泉﹑廈﹑漳等地 ﹐與署款居地不合。  

3﹒綜合上述兩方面理由 ﹐愚以為此經寫于一九二六(丙寅)年當無大錯。只是書寫地點尚難定論。沈繼生先生介紹“溫州慶福寺”時明確談到大師在該寺“手書《普賢行願品》” ﹐未知是否即指此冊。但從沈老先生介紹“杭州招賢寺”又可知大師一九二六年三月初從溫州(永寧)至杭州 ﹐居招賢寺 ﹐是年6月離招賢寺往廬山。若以“析木五月”思之 ﹐似以寫于杭州招賢寺較合實際。這種分析帶有臆測成份 ﹐未敢斷言。況大師署款或許還有特例 ﹐有待更詳盡的資料出現後再作分析考訂。   四﹑《護生畫集》第一集題詞書寫時間  大師的許多書作都曾兩次甚至多次書寫 ﹐有的是內容需廣為傳布而多次書寫 ﹐有的則另有特定原因。《護主畫集》(初集)題詞就至少有兩次書寫。從大師書信可知 ﹐初集題詞重新書寫的緣由是﹕“開明版《護生畫集》因印刷太多 ﹐拙書之字已肥粗不清楚。又杜甫詩 ﹐脫落一個字。擬再書寫瘦體之字 ﹐重制鋅版印行。倘承贊喜 ﹐即書寫奉上也”。(一九三六 ﹐立春前一日致夏丐尊)至一九三七年 ﹐正月四日 ﹐又有書雲﹕“《護生畫集》另制版 ﹐甚善。“(致夏丐尊)其時已是達到一致意見了。但不知何種原因 ﹐到一九三八年舊歷十一月二十日 ﹐似乎還未寫就﹕“擬重寫《護生畫集》 ﹐重制銅鋅之版。此事尚未了結”。“畫集之事 ﹐不久即可了結 ﹐非是數數通訊也。”(致夏丐尊)從中似可推測 ﹐第二次書寫畫集初集題詞當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戊寅 ﹐師年五九) ﹐只是當時似未完成。因為在又過一年以後 ﹐一九三九年舊歷十一月二十四日 ﹐大師致李圓淨居士書雲﹕“以前所印畫集初編 ﹐仍舊出版。……初編中朽人題字 ﹐俟明年暇時再寫一組寄上 ﹐以備新版時改換 ﹐但文句仍舊不動 ﹐以保存舊跡。並為永遠之紀念也。”同年(月日不詳)的另一信中有雲﹕“畫集“所有舊版 ﹐一概廢棄不用” ﹐這裡透露的信息 ﹐指的仍是第二次書寫呢﹖還是又有第三次書寫﹖在尚無充分資料作出確切判斷之前 ﹐愚意先權當為第二次書寫。到了一九四零年重寫的題詞似已完成 ﹐可以制版了。當年舊歷六月十日信雲﹕“茲寄上……馬序一張(初集)。字與邊 ﹐皆照原樣制版〉。”(致李圓淨) 這樣看來 ﹐大師第二次(如果只有兩次的話)書寫時間 ﹐大體從一九三八年就開始了 ﹐至一九四零年六月前完成。一九九三年三月深圳海天出版社第一版所用之版 ﹐當為第二次重寫之版。因為﹕(1)該集書寫字體 ﹐已非大師四九歲(戊辰 ﹐一九二八)書寫風格 ﹐而與晚年書法作品無異(書風區別亦可參拙文《也談》)﹔

(2)大師信中言及初集杜甫詩脫落一字 ﹐那麼脫字已補者必為重寫件。海天版初集第一七頁杜甫詩二八字分寫四行 ﹐-字不脫。  那麼 ﹐大師第一次書寫于何時呢﹖據青年學者陳星先生考證﹑初集初版于一九二九年二月。而該集倒第二幅“老鴨造像”題詞跋語透露了書寫時間﹕“戊辰十一月”。此幅乃初集尾聲 ﹐伏此可推測該集書寫大致完成于一九二八年(戊辰 ﹐師年四九)舊歷十一月。只是那時書寫墨跡不容易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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