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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站在文化的墙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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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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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新手上路 帖子:5 积分:106 威望:0 精华:0 注册:2008-7-14 21:18:02
站在文化的墙头上  发帖心情 Post By:2008-7-14 21:28:29

站在文化的墙头上

——关于当代艺术境遇的一丝隐忧

王东有

 

    在当代这样一个欲望成灾的特殊境遇当中,传统文化“成为了一种最具意义缺失和价值漂移的技术符号”。虽然对此思考已久,但是总也未敢唐突动笔就这个问题说出只言片语。当然,这也就为自己长时间地对此思考和求证给予了更多的时间,抑或也是为自己的懒惰找了一个最为冠冕堂皇的理由罢。

也借此,找一个更加冠冕堂皇的话题:在中国文化的墙头上审视中国的文化产品,不禁滋生出许许多多诸如:文化价值观的难以确立、文化产品走向的彷徨、价值的物化是否趋于主流……之类的些许隐忧。许多文人学子顶礼膜拜的文化价值正在以某种不可挽回的趋势渐渐消弥。“功利”和“物化”这两个词语“自然而然”地开始了他怪诞的舞蹈。

    这个话题肇始于当下大层面的对人文意识的片面理解和逐渐淡化这一不愿为人们接受的事实。或许这个命题太过生涩,那就换个说法:社会正在逐步对文化价值的追求失去耐心。或许这个句子又太过于悲观,不妨再换言之:人们正在失去对文化内涵关注的兴趣,这一点在艺术品这一文化符号身上显得尤为突出。尽管近年来文化市场的日趋繁荣、收藏的逐步活跃也业已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艺术价值的高下就果真等同于货币价值的真实反映吗?

    我们不愿意看到却无法否认文化产品“象破壳的蝴蝶冲出了沉潜在文本背后的功利挣扎,在时尚的舞台上开始自己的炫技性表演(王岳川语)”。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本无可厚非,因为文化产品走向市场是社会对于艺术家生存境遇一种宽容和爱护。但我们需要强调和希望看到的事实是:走向市场的是文化产品而非文化。所以,往往买某位艺术家的作品就仿佛在花本钱下赌注或者是买一支股票,期待的不是艺术价值的发现,期待的是它能够将货币价值尽可能的膨胀。画商、经纪人、收藏家越来越多地左右着艺术界的声音。许多匆匆忙忙投身于当代艺术运作的人,对金钱的敏锐度远远超过对艺术的感知。

眼光,品位,身份,价位,资金,炒作……愈来愈成为中国艺术的关键词,中国当代艺术面临着被金钱“奸污”的尴尬。作为一种投资,谁做最后一个艺术品的接盘手,谁就将承担所有的风险。这一普遍性事实深刻地触动了我们原本并不坚定的信念。我们是否可以悲观地认为:倘若文化产品不走向市场,艺术家将走向消沉,而文化产品走向了市场,文化价值将走向消沉。

笔者的思想也无法停滞在原有的经典世界里苟延地思索这些诸如:倘若抛弃了文化价值的核心,艺术品是否应该在时代背景的逼仄面前显现出谦卑?各层次艺术家们“走穴”式的炫目表演是否应该成为艺术家生存的手段,这样的谋生手段是否应该赢得理解和尊重?商业主导文化的价值取向之路是否可行?文化学者是否应该走出书斋去迎合大众怪僻的审美?大层面上的审美缺失是否认可了“文化权威”像“芙蓉姐姐”一样的舞蹈?广大学者文人的悲观态度是否理所应当?芸芸众生的审美贫困是否隔离了高雅艺术的孤单处境?……诸如此类不可回避的问题。

    笔者曾经听的一位老艺术家发出过“当代的艺术已经不堪继续遭受凌辱”的感叹!其实艺术并未悲观到无路可走的境地,但这样的文化良知和悲观情绪远比“无知且无畏”的“新锐研究学者”们制造出的语言、视觉、思维的暴力要负责任。其实这仅仅是当下文化现象的一个个案。

当艺术家的身份成为一个摆在作品前面,可以遮蔽审美,混淆视听,甚至是有碍观瞻的时候,一个新的问题就产生了:身份到底应该是一顶闪耀在皇冠上的宝珠呢还是应该成为一件皇帝的新衣呢?笔者以为:身份应当仅仅是一种符号,就仿佛我们在某一个新生事物被命之为甲即为甲,命之为乙即为乙名的一种代号罢了。虽然我们看惯了那些以浓妆艳抹的身份,在各种秀场当中进行扭曲作态或者是故作玄虚的自我推销以换取货币价值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愤恨和伤感。因为这些扭曲作态或者是故作玄虚的自我推销的身份为人民大众亲近文化、陶冶审美提供了滋生错误解读和价值偏离和温床。

    世纪之初丹尼尔·贝尔感伤地认为我们这个时代是“文化言路断裂的时代”。到底是什么阻塞了我们思想创造和思维翱翔呢?抑或身份的特殊、体制的羁绊、群众审美的断层将是真正的原由所在。笔者曾经断言:假如艺术可以向“超女”一样进行平民化海选,最后胜出的绝不会是在书斋里通经略史的学者,而那些善于作秀、敢于表演、专于推销、精于钻营的“名人”“大师”将堂而皇之。因为学者仅仅是学者,大层面的观众对这些学者感到面目生疏,因为他们的表演并没有从书斋走向舞台,大众的审美认可的是显赫的身份和炫目的广告,同时大众的审美也会自发地将这种显赫的身份和炫目的广告转化为惊人的购买力。这也权当是某种巧心经营的一种回报罢。

    当然有回报就意味着必须慷慨投资,有了慷慨投资才会有丰厚的回报。笔者经常可以从某些主流媒体上看到,大篇幅、长时间地为张贴告示,这些告示一再声明:将在艺术史上为众位爱好者预留位置,并号召所有志向远大的艺术爱好者,不论童叟纷纷踊跃参与,寄上钞票某某数额,届时将编成宏伟著作,以飨后世。其次,授诸君以 “全球、世界、中华、经典、典藏、宝典、大师、名人、艺术家……”等等令人振奋的头衔。付出了货币的代价自然期待货币的回报,于是便产生了“全球某某艺术机构理事、世界某某艺术研究机构研究员、中国某某艺术协会会员……”等等等等大师高人,自定润格每件某某数额(量大润格从优)以回报社会的关爱……如此等等,这样的事情几乎年年在搞,声势一浪高过一浪,大有取代权威艺术研究机构的强劲态势。也曾看到某些有良知的艺术家的痛心疾首,但是终归无用。这也仅仅是当下文化现象的一个个案,但是却反映出大层面上审美意识疲态,大众审美的阵地没有真正的推广艺术产品的舞台,自然会被“伪艺术” 的包装所占领。

    笔者在与黎明先生探讨某件钤着“世界艺术大师”印章的书法作品的时候,黎明先生用了“我不太尊重他的作品”这样的语言,我想这是一种面对艺术的良知,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尊重。的确,当这件书法作品铺陈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的确对作品以及作者产生了极大地反感和鄙夷。但是真正对待一件作品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地、宽容地、谦卑地就事论事地进行评价。艺术家应该得到肯定,艺术品也应该得到价值的体现,但是当艺术与价值不相等同的时候,艺术的价值也毫无疑问地将受到质疑。

    笔者在和柏原先生谈及书法及其他艺术的时候,柏原先生曾经谦虚而坦率地提出:就艺术作品的相通性和相容性而言,至少有一半的规律是相同的,即:文化的本位其实是人本位的具体体现。譬如:被历史所肯定的艺术家都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他们的作品的艺术价值往往在当时被忽略,而是在其过世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才为人们渐渐认可,这说明作品的艺术价值乃至商品价值都是应该由时间去检验。柏原先生这一观点的提出使笔者又产生了另外一点疑问:为什么这些作者在当时为人们所遗忘或者遭受冷落呢?是其艺术价值的浅薄?是作者地位的卑微?还是世俗意识的厚古薄今呢?柏原先生一针见血地回答:凡是有目的地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那么其作品就难逃时弊的风化侵蚀的结果。因为做学问的人,无暇也无意迎合时弊,迎合时弊的人也自然因俗务缠身无暇去做学问。被历史认可的作者也大都是在毫无目的的情况下开始创作,因而作品更加接近于“自然而然”。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艺术家在潦倒一生后的价值发现更加膨胀。

    此外,笔者对当代艺术的几点忧虑,也在日益成长。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人们见仁见智,褒贬不一。赞赏者认为,当代艺术正是以其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时尚元素激发甚至颠覆原有审美定式,是一种大胆探索;批评者则认为,所谓“当代艺术”就是仰西方买家之鼻息,无端嫁接,生搬硬套,东施效颦,来取悦对审美传统的缺失,大肆鼓吹和追捧。无怪乎批评家黄河清在《艺术的阴谋》一书中指出:“中国的当代艺术无非是‘西方艺术,中国制造’ ”。当代艺术本应是中国艺术界颇为可观的风景,人们对它寄予厚望并不为怪。但是,资本强权和谋术的蛮横操作,给某些新锐艺术家的投机献媚提供了机会,恰如现今某些地方对自然风景区言过其实且不负责任的恣意开发一般,付出的代价将是一个时代的艺术生态的破坏,以及公众对艺术的信心无法挽回。

    当我们的思维跟着被西化嫁接的中国传统艺术门类的作品的时候,我们愈来愈感觉自己陷入了西方视觉牢笼,充满异质性文化价值的碰撞,也必将缺乏坚实的文化根须。没有特定的文化体验,也就意味着在形式上的开放和文化实质上的自闭。就仿佛“穿西装球鞋,戴狗皮帽子”的装扮一样,不伦不类。当一个艺术家的内心对当下权威和时尚产生了趋从与追随,那么其作品的实质也就变得空虚。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赵树理能够写活的是农民,因为他是个农民作家;徐悲鸿画的马匹洒脱振奋,但其补景却是苍凉悲怆,因为徐悲鸿感受了民族的疾苦,胸怀这觉醒的大义;郑板桥的兰草墨竹的枝叶形容婀娜,但却难掩其清瘦和刚毅,因为郑板桥跳动着的是一颗悲天悯人的心脏……。

    中国古代的种种艺术形式都是以技艺授受的方式流传下来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忧虑正在生成或者延续,譬如民间的剪纸、农民画、面塑、彩陶、泥人、皮影……等等最为朴素的艺术,大都在原生态的状况下自生自灭,即便是生存状况较好的艺术形式也是作为旅游纪念品来兜售的,之所以这些朴素的艺术难以为继,其中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技艺的传承受到了挑战。这些民间艺术也就成为映射其他高雅艺术的一面镜子。

    其实,抹去种种修饰词语的尘埃,所有的艺术形式并没有那么神秘,也更不是多么的神圣和高深,它只是某种工具性熟练使用的更高层次的文化追求罢了。以书法为例:不论殷墟甲骨、钟鼎铭文、居延汉简、唐人写经、宋人尺牍,还是馆阁宫阙、文人堂壁、古刹萧村、或者民间嫁娶、商贾文书,只要涉及到中国的语言文字符号,都要进行书写,而书写的目的和结果是记述和表达。不论是颜鲁公、董其昌,还是白蕉、于佑仁他们似乎都是把书写作为表达自己的一种工具而已。但由于其学养的不意流露促使其书写技艺包涵了深厚学养,从而使文字上升为艺术,而文字本身仅仅是一种载体。艺术,其本质是再现某种在意识当中难以捕捉的存在,让这种存在隐匿在生活、思维、感受、意识等等难以言说的某些地方,这些存在平时可以察觉但是难以捕捉。诚如海德格尔所言:艺术作品是去蔽存真的活动。因此,技术才成为再现、表达、深化这些存在的方法。但是,笔者越来越感到悲哀的是:当代艺术在表达语言上对技术层面的弱化正在无休止地日甚一日重复。

 当然,即便是拥有了技术也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艺术品的诞生是创作而非制作。艺术是一种被动化的文化产品,是某种特定感受的自然渲泻和流露,其产生的理由是:不表达而不足以通畅其心,即被动地触发感受,主动地思想表达。这一点柏原先生作了精辟的概括:从中国文化表达内容的衍化方向来看有一条主线:神鬼——传奇——英雄——凡人。这说明走出了凭空想象和道听途说的圈囿,人的思想空间和艺术的表达空间才被真正释放出来,人成为了更加真实的人,艺术才成为了更加真实的艺术。

或许人们面对当代艺术还存在某些难以言说的误读,解构传统并非精神固守者,当代艺术的时代性主题将是包容、吸收、创新和发展,但是其前提应该是传承。艺术品在成为艺术品之前都是某种实用工具,艺术品之所以成为艺术品,正是这些实用工具由大众使用向审美意识的精英化转换。而当下艺术品的实用性完全消失,也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

    我们必须清醒第认识到:历史的进步是对思想的选择,而非物质或者其他的选择,任何先进的思想和文化也都是在对现实的再创造中获得自身的价值,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事物背后的本质推上前台。应该传承也应该创造,应该承认历史文化的璀璨,也应该承认当代文化浮躁,同时还应当承认当代艺术在病态当中的蹒跚前行。汉唐不死,和谈今朝?面对上述笔者谈及的种种浮躁,我们更应当以负责任的态度面对文化,站在文化的墙头上不仅仅是审视,也应当是走下墙头做点事情。

每到结尾之处,又难以割舍,仿佛话并没有讲完,论证并未充分,观点并未被自己的文字包裹而各自为政……总之,忐忑难安。也就此留一点供人圈点批评的空白罢。

                                                                                               二○○八年五月

                                                                                 (此文发表在2008年6月20日《神州诗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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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东有  甘肃省书法家协会会员

                                                    甘肃省兰山印社社员

                                                    文艺批评及文学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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