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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国学大师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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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大师胡适  发帖心情 Post By:2007-4-3 22:32:59

胡适(1891-1962),原名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胡适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学堂、澄衷学堂求学,初步接触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启超、严复思想的较大影响。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考中“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后先入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后转文学院哲学。1915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哲学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一生服膺。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加入《新青年》编辑部,撰文反对封建主义,宣传个性自由、民主和科学,积极提倡“文学改良”和白话文学,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五四”时期,与李大钊等展开“问题与主义”辩难;陪同来华讲学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译二年多;与张君劢等展开“科玄论战”,是当时“科学派”丁文江的后台。从1920年至1933年,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同是也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并一度担任上海公学校长。抗日战争初期出任国民党“国防参议会”参议员,1938年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国大使。抗战胜利后,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去美国,后去台湾。1954年,任台湾“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出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湾的一个酒会上突发心脏病去世。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就对孔子和儒学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中,胡适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开创性的影响。以后又发表长篇论文《说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民”,“靠他们的礼教知识为衣食之端,他们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礼,穿的是殷衣冠”;周灭殷后,“他们负背着保存入国文化的遗风”“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逢衣博带的文绉绉的样子,还指亡国遗民忍辱负重的柔道和生观”;孔子是殷民族“悬记”而生的“救世主”,“他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孔子的最大贡献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扩大到到“仁以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变到刚毅进取的“儒”。孔子不是“儒”的创造者,而是儒学的中兴者。孔子的学说强调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强调教育和仁政,并以此来影响整个社会。胡适“大胆假说”的观点在当时是惊世骇俗的,他的论证不够充分,不过他假设“儒”在殷时代就有了被后来的甲骨文研究判为事实。

    胡适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学,他认为“孔教不能适应时势需要”,“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新思潮的意义》)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步,“不是孔夫子之赐,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结果,是大家接受一个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结果。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开倒车是不会成功的。”(《写在孔子诞辰之后》)对儒家强调的“三纲五常”持批判态度,说:“三纲五论”的话,古人认为是真理,因为这种话在古时宗法社会很有点用处。但现在时势变了,国体变了……古时的天经地义现在变成废话了。(实验主义》)

    胡适著作很多,又经多次编选,比较重要的有《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学术文集》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胡适生平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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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九一年 一岁 十二月十七日 生于上海大东门外。

一八九二年 二岁 二月底 随母冯顺弟移居浦东。

一八九三年 三岁 二月 随母去台湾其父胡传任所,先住台南,后迁台东。

一八九四年 四岁 在台东由胡传教认方块汉字。

一八九五年 五岁 二月 因中日战争爆发,随母离台湾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绩溪上庄,进家熟读书。

八月 胡传(铁花)病死于厦门。

一八九六年 六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七年 七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八年 八岁 在家塾读书。

一八九九年 九岁 在家塾读书。 开始接触中国古典小说。

一九00年 十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一年 十一岁 在家塾读书。《资治通鉴》中引述范缜《神灭论》片断,对其影响极深。

一九0二年 十二岁 在家塾读书。

一九0三年 十三岁 在家塾读书。开始学“反切”。

一九0四年 十四岁 一月 与江冬秀订婚。

二月 从三兄洪□到上海,进梅溪学堂。

是年 读梁启超的《新民说》和邹容的《革命军》。

一九0五年 十五岁 春 澳进澄衷学堂,在那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等书。

一九0六年 十六岁 暑间 考取中国公学。

是年 加入“竞业学会”,并在《竞业旬报》上发表小说、诗歌与文章。 一九0七年 十七岁仍在中国公学读书。

五月至七月 因脚病回绩溪疗养。

一九0八年 十八岁 七月 主编《竞业旬报》。

九月 转入中国新公学,兼任英文教员。

一九0九年 十九岁 十月 新公学解散,因失学失业,在上海过放荡生活。

一九一0年 二十岁 春在华童公学教国文。

五月 同二哥绍之去北京温习功课。

七月 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学美国官费生,因用“胡适”的名字报考,此后就正式叫胡适。

八月 十六日,从上海坐船去美国。

九月 入康乃尔大学,选读农科。

一九一一年 二十一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农学院学习。

七月 被举为赔款学生会中文书记。

一九一二年 二十二岁  九月转入文学院,修哲学、经济、文学。

十一月 发起组织“政治研究会”。

十二月 代表康乃尔大学大同会,到费城参加世界大同总会,被推为宪法部干事。

一九一三年 二十三岁 仍在康乃尔大学文学院学习。

五月 被举为世界学生会会长。

一九一四年 二十四岁 四月 被委为康乃尔大学学生学生会哲学群学部部长。

六月 十七日,行毕业式,得学士学位。

九月 被举为《学生英文月报》主笔之一,负责国内新闻。

一九一五年 二十五岁 一月 九日,康乃尔世界学生会举行十周年纪念祝典,以干事长身分作“世界会之目的”的演说。

九月 进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系主任为杜威。

一九一六年 二十六岁 仍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自二月起,与陈独秀、朱经农、梅光迪、任鸿、杨杏佛等讨论文革命问题,并作白话诗。

一九一七年 二十七岁 一月二十七日,在费城演讲“美国如何能协助中国之发展”。

五月 二十二日,通过哲学博士学位的最后考试。

六月起程返国,七月十日到达上海。

八月 任北京大学教授。

十二月 回安徽绩溪与江冬秀结婚。

是年 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一九一八年 二十八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三月 任选为北大英文部教授会主任。

十一月 二十三日,去天津与梁启超见面。是日,母冯顺弟病死。

一九一九年 二十九岁 仍在北大任教

一月 被聘为《新潮》<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顾问。

二月 参加《新教育》编辑部工作。又被选为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

五月一日,在上海迎接杜威来华讲学。不久,与蒋梦麟去拜会孙中山,谈“知难行易”学说。

六月 接办《每周评论》,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

十月十二日,参加教育部及北京大学等在中山公园为杜威六十岁生日举办的祝寿活动。

是月,陪同杜威去山西讲学。

十一月 代理北大教务长(因马寅初教务长患眼疾请假)。

〔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九年重排收在商 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改称《中国古代哲学史》。此重排本在一九五八年由台湾商务印 书馆印单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中 (中古哲学史前七章)(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一九年; 此本未续完。其中第七章“王充”曾在<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上发表,后来收在黄晖的《论衡校释》作为附录 之一。) 〔译〕《短篇小说》第一集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一九年)

一九二Ο年 三十岁 仍在北大任教。

四月 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

五月 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年底与《新青年》脱离关系。

〔著〕《尝试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Ο年;一九二Ο年的第二版略有增删,一九二二年的第 四版增删很多。)

一九二一年 三十一岁 春 养病在家

七月 斑梦旦邀其去上海暂住,拟请他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未允,转荐王云五。

下半年 除在大任务外,去国语讲习所讲了八周“国语文学史”。

〔著〕《胡适文存》一集 (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二一年;《胡适文存》一、二、三集与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曾由台北远东图书公司重排印作《胡适文存》四部合集,一九五 三年二月□版。这合集的四部每部都经胡先生自己删省若干篇。)

一九二二年 三十二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十八日,被推为中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经费委员会赔款部部员。

三月二十三日,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为时三周。

四月二十五日,当选为北大教务长及英文学系主任。

五月七日,由他主撰的《努力周报》第一期出版。十四日,与蔡元培、王宠惠等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好人政治”。

七月 在济南讲“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八月 出席“国语统一筹备会”第四届年会。

九月 《努力周报》增刊--《读书<a href="http://www.aimimi.cn/adpub/click?adid=227&;id=aimimi.&" target="_blank"><font color=#FF0000>杂志</font></a>》出版。月底,出席国民政府教育召开的学制会议,为起草宣言者之一。

十月 鞍济南出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著〕《章实齐先生年谱》 (姚名达订补)(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三年 三十三岁

一月 向北大请假一年,到杭州烟霞洞养病。

四月二十一日京,月底抵杭。

四月 得鲁案委员会授予的三等嘉禾章。

十月 到上海商科大学讲“哲学与人生”。是月,又去南京东南大学讲“书院制史略”,月底回北京。

是年 任《国学季刊》编辑委员主任。

一九二四年 三十四岁 仍在北大任教。

六月  筹备《现代评论》。

八月  与丁文江同在北戴河避暑。

十月  推荐王国维为清华学校研究院院长。

十一月五日,致书王正廷,对冯军包围清宫、逐去清帝,提出抗议。

十二月 十三日,《现代评论》第一期出版。

〔著〕《胡适文存》 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五年 三十五岁 仍在北大任教

二月 参加段祺瑞政府召开的善后会议。

三月 应聘为“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国会员。

五月 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兼财政委员会委员、索引委员会书记。

十月 到上海治病。在此期问,至政治大学及中国公学讲中国哲学,并与郑振铎、高梦旦同游南京。

十一月 被推举为北平图书馆委员会书记。

一九二六年 三十六岁

二月至七月中旬 参加“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的“中国访问团”,从上海到汉口、南京、杭州、北平、天津、哈尔滨等地访问。

七月下旬至十二月中旬 经西伯利亚到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全体委员会议,中间去了一下法国。

十二月 三十一日,坐轮船去美国。

一九二七年 三十七岁

一月至四月中旬 在美国纽约、费城地游历并演讲。

四月 十二日,由西雅图上船回国。     二十四日,到日本横滨,暂住二十三天,游历了京都、奈良、大阪等处。

五月底 回上海,与徐志摩等创办新月书店。

六月 被选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

七月至十二月 在上海写作与讲学。

是年 按被选为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任新月书店董事会董事长及编辑委员会委员。

〔著〕《戴东原的哲学》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二七年) 〔编〕《词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七年)

一九二八年 三十八岁 二月 受上海东吴大学及光华大学之聘,作哲学讲座。

三月 受聘为上海中国公学校长。

四月 与高梦旦等同游卢山。三十日,就任上海中国公学校长,自兼文理学院院长。

五月 鞍南京出席全国教育会议。

〔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著〕《卢山游记》(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八年)

一九二九年 三十九岁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学院院长

一月 鞍杭州出席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第三次常委会,辞去董事。

六月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在天津举行第五次年会,复选其为董事。

九月 鞍州参观“西湖博览会”。

〔著〕《人权论集》(与梁实秋等合著)(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二九年)

一九三Ο年 四十岁 上半年 仍任中国公学校长兼文理理学院院长。

四月十日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要铲除打倒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大仇敌”。

七月到南京出席中华文化教育基金委员会第六次年会,会上被聘为编译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 鞍青岛小住。

九月  去北平,曾在北平大学演讲。

十一月 月初回上上海。二十八日,全家搬至北平。

〔著〕《胡适文存》 三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胡适文选》 (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前九章(油印本) (吴淞,中国公学,一九三Ο年;台北,胡适纪念馆,一九七一年 印手稿本;此本未续完。其中“秦汉之间的思想”一章的两 个部分后来收在文存里,题作“读吕氏春秋”及“陆贾新语考”。其中“淮南王书” 的一章后来单行,即题作《淮南王书》。) 〔编〕《神会和尚遗集》(校编)(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Ο年)

一九三一年 四十一岁 一月九日,赴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会后回北平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四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联席会议,通过北大与中基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

八月 应丁文江之邀,到秦岛小住。

十一月 写信给宋子文,主张依据日本政府提出的五项原则与日本交涉东三省的善后问题。

是年 任太平洋学会在华会议的主席。

〔编〕《中国文学史选例》 卷一(北,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一年) 〔著〕《淮南王书》(上海,新月书店,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四十二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

五月与蒋廷黻、丁文江、傅斯年等合办的《独立评论》出版。

七月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

十二月 去武汉大学讲学,并与蒋介石先生第一次见面。

是年 德国普鲁士科学院选其为通讯委员。

〔著〕《中国中古思想史的提要》 (十二讲)(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四十三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 到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会第七次常会。

三月 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密电蒋介石先生:“热河危急…… 非公即日飞来挽教,政府将无以自解于天下”。十三日,与丁文江、翁文灏同去保定谒蒋。十九日,又找何应钦、于学忠,策动中日停战谈判。

六月十八日,在上海起程赴美国。

七月 在芝加哥演讲“中国文化的趋势”。是月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年会聘他为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委员长。

八月至九月 在加拿大的班府出席太平洋学会第五次大会,并到加沙大学演讲。

十月初 乘船回国。

〔著〕《四十自述》(第一册)(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译〕《短篇小说》 第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四十四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二月 鞍南京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董事常会。

五月 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会第十次董事年会

十一月 去南京出席考铨会议。

一九三五年 四十五岁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一月五日,在香港接受香港大学法学名誉博士学位。九日,到广州。十一日起,在梧州。南宁、柳州、桂林、阳朔等地演讲、游览。二十五日,到香港,旋回北平。

四月十九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十一次董事年会。

七月初 到平绥路去旅行。

九月 七日,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院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

十月 二十六日,在上海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九次常会。

〔著〕《胡适论学近著》 第一集(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三五年;后删省为《胡适文存》 第四集,台北,远东,一九五三年) 〔著〕《南游杂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编〕《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一集: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 一九三六年 四十六岁 上半年 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七日,到上海。十四日,启程赴美,出席太平洋国际学会大会。

八月室十月 在美国和加拿大大各地演讲。

十一月初 在旧金山启程回国。

一九三七年 四十七岁 上半年仍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

七月八日,离北平。十一日,到卢山,得到蒋介石先生的接见,随后参加卢山谈话会。二十八日,返南京。三十一日,蒋介石先生邀其同张伯苓、梅贻琦等吃午饭。

八月十三日,被聘为国民政府“国防参政会”参议员。

九月至十二月去美国作非式的外交工作,见过罗斯福,并在旧金山 哥伦比亚电台发表“中国在目的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

一九三八年 四十八岁 一月至五月 在美国及加拿大游历及演讲。

六月 被选为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六月至七月 继续在美国及君拿大游历及演讲。

八月 转游法国、瑞士和普鲁士。

九月 十七日,国民政府任命其为驻美全权大使。

十月 三日,由欧返抵纽约。五日,赴华盛顿就任。三十一日,作“题在自己的照片上,送给陈光甫”的诗:“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向前”。

一九三九年 四十九岁 仍任驻美大使。

〔著〕《藏晖室札记》(上海,亚东图书馆,一九三九年) (一九四七年由商务重排出版,改称《胡适留学日记》)

一九四Ο年 五十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三月五日,当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

一九四一年 五十一岁 仍任驻美大使。

一九四二年 五十二岁 一月至八月 仍任驻美大使。

九月八日,辞去驻美大使职务,移居纽约,从事学术研究。

一九四三年 五十三岁 一月应聘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名誉顾问。

一九四四年 五十四岁 九月 应哈佛大学之聘,前往讲学。

一九四五年 五十五岁 四月二十五日,出任国民政府代表团表之一,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

九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北平大学校长,在回国前暂由付斯年代职。

十一月 以国民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的身分,在伦敦出席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会议,制订该组织的宪章。

一九四六年 五十六岁 六月一日,由美国动身回国。

七月五日,抵上海。经南京时稍作逗留。月底,到北平。

九月 十一日,飞抵南京。十五日,出席国民政府的“制宪国民大会”。

十二月 二十三日,出任国民大会“宪草决议案”整理小组成员。

一九四七年 五十七岁 仍任北大校长春国民政府拟委他为考试院长及国府委员,未接受,说:“不入政府,则更能为政府助力”。

十二月 主编《申报·文史》周刊。

一九四八年 五十八岁 仍任北大校长

三月二十五日,在南京出席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评议会,当选为第一届的人文组院士。

四月四日,“国民大会”主席团成员。

九月被选为北平研究院学术会议会员。

〔著〕《胡适的时论》 一集(六艺书局,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九年 五十九岁 一月十四日,赴上海。

三月下旬 在台湾住了七天,又回上海。

四月 六日,在上海坐船前往美国。

十一月 二十日,《自由中国》创刊号在台北出版,推其作“发行人”。

〔著〕《水经注版本四十种展览目录》 (北大五大周年纪念)(北平,北大出版部,一九四九年) 〔著〕《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台北,自由中国社,一九四九年)(即《胡适时论》一集的增改本) 〔著〕《齐白石年谱》 (与黎锦熙、邓广铭合著)(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Ο年 六十岁 三月初 到华盛顿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会议,被推为该会干事长。

五月十四日,普林斯敦大学聘他担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为期两年。

九月 就任葛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

一九五一年 六十一岁 仍任葛思德田方图书馆馆长。

〔编〕《台湾纪录两种》 (与罗尔纲合校编)(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一九五一年)(即胡铁花先生的遗著《台湾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由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印作 台湾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

一九五二年 六十二岁 二月 联合国文教组织聘其为“世界人类科学文化编辑委员会”委员。 夏普林斯敦大学聘约期满,仍任荣誉主持人。

十一月下旬至年底在台湾作演说和讲学。

一九五三年 六十三岁 一月离台经日本返美。

一九五四年 六十四岁 二月至三月 到台湾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担任“临时主席”,向蒋介石递送总统当选证书。

四月五日,离台赴美。

一九五五年 六十五岁 在美国各地讲学。

一九五七年 六十七岁 九月二十六日,以所谓“中国代表团代表”身分出席联合国大会,发表反动演说。

十一月 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一九五八年 六十八岁 四月,离美抵台北。

九月五日,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二十九次年会”。

一九五九年 六十九岁

二月一日,任所谓“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

七月 出席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接受夏威夷大学人文博学位。

九月 在华盛顿主持“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三十次年会。

十一月 一日,主持“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及第三届评议会第六次会议。

一九六Ο年 七十岁 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

〔著〕《丁文江的传记》 (南港中央研究院,一九六Ο年;台北,启明,民国四十九缩印本)

十一月〔编〕《乾隆甲戌脂砚齐重评石头记》 (影印)(台北,自印本,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二年 七十二岁 二月二十四日上午,主持“中央研究院第五次会议”。下午六时半,在“欢迎新院士酒会”结束时,因心脏病猝发而死亡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胡适



本报(《每周评论》)第二十八号里,我曾说过: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那些提倡尊孔祭天的人,固然是不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那些迷信军国民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人,就可算是懂得现时社会的需要么?”

“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有了学理作参考材料,便可使我们容易懂得所考察的情形,容易明白某种情形有什么意义,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

我这种议论,有许多人一定不愿意听。但是前几天北京《公言报》《新民国报》《新民报》(皆安福部的报),和日本文的《新支那报》,都极力恭维安福部首领王揖唐主张民生主义的演说,并且恭维安福部设立“民生主义的研究会”的办法。有许多人自然嘲笑这种假充时髦的行为。但是我看了这种消息,发生一种感想。这种感想是:“安福部也来高谈民生主义了,这不够给我们这班新舆论家一个教训吗?”什么教训呢?这可分三层说:

第一,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

第二,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我们不去实地研究我们现在的社会需要,单会高谈某某主义,好比医生单记得许多汤头歌诀,不去研究病人的症候,如何能有用呢?

第三,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欧洲政客和资本家利用国家主义的流毒,都是人所共知的。现在中国的政客,又要利用某种某种主义来欺人了。罗兰夫人说,“自由自由,天下多少罪恶,都是借你的名做出的!”一切好听的主义,都有这种危险。

这三条合起来看,可以看出“主义”的性质。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您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这是”主义’的原起。主义初起时,大都是一种救时的具体主张。后来这种主张传播出去,传播的人要图简便,使用一两个字来代表这种具体的主张,所以叫他做‘“某某主义”。主张成了主义,便由具体的计划,变成一个抽象的名词。“主义”的弱点和危险,就在这里。因为世间没有一个抽象名词能把某人某派的具体主张都包括在里面。比如“社会主义”一个名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王揖唐的社会主义不同;你的社会主义,和我的社会主义不同:决不是这一个抽象名词所能包括。你谈你的社会主义,我谈我的社会主义,王揖唐又谈他的社会主义,同用一个名词,中间也许隔开七八个世纪,也许隔开两三万里路,然而你和我和王揖唐都可自称社会主义家,都可用这一个抽象名词来骗人。这不是“主义”的大缺点和大危险吗?

我再举现在人人嘴里挂着的“过激主义”做一个例:现在中国有几个人知道这一个名词做何意义?但是大家都痛恨痛骂“过激主义”,内务部下令严防“过激主义”,曹辑也行文严禁“过激主义”,卢永祥也出示查禁“过激主义”。前两个月,北京有几个老官僚在酒席上叹气,说,“不好了,过激派到了中国了。”前两天有一个小官僚,看见我写的一把扇子,大诧异道:“这不是过激党胡适吗?”哈哈;这就是“主义”的用处! ,我因为深觉得高谈主义的危险,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

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现在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真多得很。从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到大总统的权限问题;从卖淫问题到卖官卖国问题从解散安福部问题到加人国际联盟问题;从女子解放问题到男子解放问题……哪一个不是火烧眉毛紧急问题?

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不去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不去研究南北问题如何解决,却去高谈无政府主义;我们还要得意扬扬夸口道,“我们所谈的是根本解决”。老实说罢,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这是中国社会改良的死刑宣告!

为什么谈主义的人那么多,为什么研究问题的人那么少呢?这都由于一个懒字。懒的定义是避难就易。研究问题是极困难的事,高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比如研究安福部如何解散,研究南北和议如何解决,这都是要费工夫,挖心血,收集材料,征求意见,考察情形,还要冒险吃苦,方才可以得一种解决的意见。又没有成例可援,又没有黄梨洲、柏拉图的话可引,又没有《大英百科全书》可查,全凭研究考察的工夫:这岂不是难事吗?高谈“无政府主义”便不同了。买一两本实社《自由录》,看一两本西文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再翻一翻《大英百科全书》,便可以高谈无忌了:这岂不是极容易的事吗?

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

凡是有价值的思想,都是从这个那个具体的问题下手的。先研究了问题的种种方面的种种的事实,看看究竟病在何处,这是思想的第一步工夫。然后根据于一生经验学问,提出种种解决的方法,提出种种医病的丹方,这是思想的第二步工夫。然后用一生的经验学问,加上想像的能力,推想每一种假定的解决法,该有什么样的沈推想这种效果是否真能解决眼前这个困难问题。推想的结果,拣定一种假定的解决,认为我的主张,这是思想的第三步工夫。凡是有价值的主张,都是先经过这三步工夫来的。不如此,不算舆论家,只可算是抄书手。

读者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是劝人不研究一切学说和一切“主义”。学理是我们研究问题的一种工具。没有学理做工具,就如同王阳明对着竹子痴坐,妄想“格物’”月B是做不到的事。种种学说和主义,我们都应该研究。有了许多学理做材料,见了具体的问题,方才能寻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但是我希望中国的舆论家,把一切“主义”摆在脑背后,做参考资料,不要挂在嘴上做招牌,不要叫一知半解的人拾了这些半生不熟的主义,去做口头禅。

“主义”的大危险,就是能使人心满意足,自以为寻着包医百病的“根本解决”,从此用不着费心力去研究这个那个具体问题的解决法了。

民国八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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