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史的链条上,毛泽东是一个崭新的环节。从清王朝,到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再到蒋介石,中国社会缓慢而艰难地走向进步。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代人理想的胜利。然而历史进化的规律是无情的,自然界没有飞跃,人类社会也一样。毛泽东也带有历史的包袱和遗产,他的英雄气概带有帝王将相的风骨,他的农民意识带有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烙印。
一个极其简单的判断便是,在军事斗争中,毛泽东是一流的天才。正是这种才能,使他在红军长征中崛起,并带领革命军队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是在和平建设中,在经济领域,毛则如虎落平阳,龙游浅水,失去了自己的优势。他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建设该向何处去。他固执地坐在龙椅上不放手的结果,便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产生。正确的道路找不到,只能是错误扭曲的道路,它可以表现为任何社会形式。
以上结论,肯定有人反驳。一种相当盛行的观点就是反驳毛经济上不行的观点。认为在共和国最初的十七年中,国家初步建立起了庞大的工业基础,这种建设成就,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事实虽然是事实,然而实质却没有改变。因为说毛泽东不熟悉经济工作,并不是说他完全不懂经济,完全忽视经济工作,而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表明他在国家建设思想和能力上的贫弱而已。按照前面的观念,似乎只有在中国的经济建设成果完全为零,没有任何经济建设成就时才能说毛缺乏经济才能,这显然是偏颇的观念。我们是说,跟一般正常的经济建设人才相比,比如跟刘少奇,邓小平或者其他专家型领袖相比,毛泽东在经济建设思想和能力上低人一等而已。我们不妨摘录一段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一书中谈及毛的话,也许有所启发。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的是1949年胜利后到1957年底的文章,其中很少有专门讲经济建设特别是讲工业经济的文章,毛对这方面不很熟悉,也较少发言。他后来提出‘鞍钢宪法’,‘以钢为纲’‘工业学大庆’等决定性的方针路线,则与他未曾发表的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笔记一样,都主要是一种哲学观念的推演,这种推演又正是从他所熟练运用的军事-----政治思维来进行的。毛主要从政治角度来讨论,研究,规范经济,而这亦是毛在五十年代就提出来的‘政治挂帅’,毛经常强调的是: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又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83页
与毛泽东的其他言行相比,有一种突出的倾向使我们更能看清毛在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那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轻视。在他眼里,知识分子是臭老九,他虽然说过,老九,你不能走,但他是永远不会重用知识分子的。在他的词典中,只有工农兵的地位,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事实也证明,当他对王洪文,张春桥诸人感到失望之时,他提拔的乃是吴桂贤,陈永贵,华国峰等等工农出身的老粗们,这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深刻的怀疑和偏见。
也许我们不该对毛泽东轻视知识分子做轻率的批评,甚至认为这是毛身上农民意识的又一种反映,因为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中国共产党初创之时,中共所经历的惨重的流血牺牲和失败,跟知识分子是密不可分的。陈独秀,瞿秋白,王明,李立三等等,都是响当当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无不使中国革命遭受重大的挫折。当红军被迫长征,血染湘江之时,指挥红军的又是两位知识分子:博古和李德。中国革命史似乎在不断地证明,知识分子在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中无用,他们无法领导工农力量取得革命的成功。历史就是这样意味深长,当这位农民的儿子带领红军走向新中国时,当人民共和国百废待兴时,历史又开了一个玩笑。这位马背上的英雄却不适应时代了,时代转了个弯,开始否定它以前宠幸的英雄了,知识分子大展宏图的时代来临了。但毛不是华盛顿,他不会轻易交出自己九死一生打下的政权。当出现与遵义会议异曲同工的逼宫现象时,在遵义会议上是毛泽东的军事才能逐渐得到了肯定,毛的地位上升,进而取代博古和李德;在共和国建设中,则是刘少奇等人的经济才能逐渐得到了肯定,刘少奇的地位上升,有取代毛泽东之势。但与遵义会议不同的是,这一次,刘少奇失败了,经济建设失败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我们无法怪罪毛泽东,因为在他眼里,知识分子给他留下的是血流成河的残酷记忆和教训,还有他个人人生的波折。在他看来,既然在战争年代知识分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么在和平建设年代,有什么理由认为知识分子会表现得更好一点呢?!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事实上是一场对知识分子的大革命,知识分子曾经使中国革命历经艰难曲折,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为此偿还了代价,历史就是这样进行平衡的。
是的,毛是军事上的巨人,但在经济领域,他的能力低于常人,或者说是他的经历和思想引他走入了歧途。他的农民意识和农民素质(比如家长制的作风;在文革中,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不穿龙袍的皇帝)也起了作用。但这是历史的选择。中国革命成功本身便留下了中国社会建设挫折的伏笔。历史是不会犯错误的,人才会犯错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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